形成规模，也很难在重大工业方面有突破或形成门类齐全的工业基础，导致十四年抗战，节节抵抗，节节败退。这种情况是张汉卿所不愿见到的。

更重要的是东北新政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在基础经济建设方面百废待兴，投资巨大。虽说这样的基础建设是经济腾飞的必然选择，但是花钱如流水，非东北财政短期所能承受。还有政|府兴建的国有厂矿，更是投资惊人，东北联省自治政|府成立2年来又已发行了近5亿元的国债，尚不能满足急剧膨胀的财政投入需求。

不是还有大量黄金没用吗？只要把黄金在国际市场上这么一兑，钱不就来了吗？主要考虑这笔钱来之“不义”，就像盗了银行的连号钞票一样，必须化整为零，一点一点消耗掉。虽然奉系政|府也是这么干的，毕竟缓不济急。

张汉卿劫来的黄金，运来沈阳后的300吨已经所剩无几了：100吨做为货币发行储备，扩大沈阳兵工厂用去5吨，建设六条铁路预留30吨，举办铁矿、煤矿等实业陆续投资用去70多吨，公路、水利建设用去30多吨，拖拉机厂用去3吨，配套工厂用去5吨。在关内兴建天津汽车厂用去20吨，新建的唐山机床厂用去5吨。这些都变为东北实业银行或交通银行的股份，握在自己手里。剩下的部分，已经作为建设大学和普及义务教育的预留资金了。

而且即使有巨额黄金在手，但对于发展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靠奉系一家支撑起工业化之路却是行不通的。想在短期内形成巨大变化，非得各界齐心协力不可。张汉卿所能做的，就是用巨资引导行业的发展，并担当起稳定金融的擎天柱作用。

所以，当刘尚清来到关内，几位奉系金融高手便在天津发行起价值5亿元的工业债券，预计年息百分之六，由梁士诒、朱启钤、熊希龄、张汉卿等作为认购发起人，声势相当浩大。

梁士诒和朱启钤两位旧交通系首脑，一为精神领袖，一为实力派，都向奉系靠拢，朱启钤还屈尊担任奉系主导下的秦皇岛市长，让人大跌眼镜。加上民国政坛备受尊重的熊希龄也以忧国忧民的姿态加入，这本身就是一种风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