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庆办的内军械所，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天津电报局，左宗棠的甘肃织呢总局、福建船政局，张之洞的汉阳铁厂……一大批工业实体相继产生，为民族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也积累了可供借鉴的经验。

更具历史意义的是，为适应“办洋务”的需要，已经沿袭了数千年的人才培养制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862年8月，同治帝批准成立“京师同文馆”， 1902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西式教育的引进使中国人开始摆脱蒙昧状态，他们总算能够睁开眼睛窥望遥远而新奇的世界了。

经过晚清的变局，开启民智，富国强民成为这个民族重新奋起的必然选择。中国最优秀一批的知识精英以国家兴亡为已任，纷纷主动投身到政治、经济，以及思想观念的全面维新当中。中国的新型商人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

在他们身上，具备了过去历代商人都不曾企及的高贵品格：不计个人富贵，力求民族经济的振兴。

大约五十年后，毛爷爷在回顾我国民族工业发展时曾说，我国实业界有四个人是不能忘记的，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动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

张謇和卢作孚，一个曾是前清状元，一个曾是投身国民革命的热血青年，他们从不同的方向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也都有过骄人的业绩。结果张謇在七十三岁那年（1926）忧病而终，卢作孚在五十九岁那年（1952）在毛爷爷搞的“五反”运动中自杀。

张謇的命运揭示了实业救国的艰苦卓绝，卢作孚之死则宣告了那个黄金时代的彻底结束。

张謇，是中国文人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标志性人物之一。从誉满江南的才子，到甲午年的状元，他本可以有很好的仕进之路。但是他这个新科状元毅然决定放弃仕进，另走兴办教育和实业的新路。

在张之洞的支持下，张謇招商集股在通州创办纱厂。他把筹建中的纱厂取名“大生”，隐含了有救亡图存的寓意。大生纱厂投产后，很快站稳了脚跟，经受住了洋货洋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