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身份访苏是另有一番考虑。作为一个穿越的现代人，他比任何人都了解西方尤其是西欧的人民，对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的恐惧是多么强烈。

在经历从1918到1922年长达4年的武装干涉后，西方普遍对苏联进行了武器禁运和经济封锁，当然更害怕一个同样性质的制度蔓延到人数众多的中国，一个有着近西方资本广义制度的三权分立的中国更符合他们的期望。

作为事实上一党专政的人民党政|府来说，其国家的行政控制方式与苏共有着惊人的类似：工业高度国家化与国家分配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的拷贝----其实在张汉卿主导下的行政管理方式始终无法脱离后世二十余年长期的政治生活所给予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而苏联则重视利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与主要在华既得利益的协约国的矛盾，争取从外交上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加强中苏多方面合作，以阻止中国被拉入西方反苏阵营。

北方政策（即对苏政策）在张汉卿的外交总战略虽然处于次要地位，但出于复兴中国的种种现实需要，他始终无法忽视并逐步加强了和苏联的合作关系。

张汉卿不盲目追随当时国内全然倒向北方或倒向西方的不理智认识，他认为：“亲西反俄或亲俄反西方都会有危险”、“单方面联盟可能会卷入一场战争”、“放弃与莫斯科的联系是愚蠢的”、“始终存在的西方国家对危险的中苏政治上一致的想象，对中国来讲是一笔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资产”并在各个场合大讲特讲，从而促成了这次访苏。

他认为，中国必须利用西方战胜国与东方苏联的矛盾，利用对苏关系这张王牌来刺激和对付西方，加强对英、美、法等协约国和日本的抗衡力量。况且中国在经济、军事上都需要苏联。

这次的中苏签定的和平条约就让东方西方都感受到这种“平衡”的制约，其后他更把条约的这种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他要在北方和西方间圆滑地周旋，充分利用协约国和苏联的矛盾尽可能地获取更多的利益，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多作用：中国既与北方结盟，又与西方结盟——双方都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