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的独立的司法系统。这就是孙先生所宣讲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和加上监察院和考试院的五院制度的原则，当然，现实会有些变化。”

现在国家的最高权力集中在“国家统一委员会”中，它成立之初的第一个重要使命便是确立国体与政体。要知道经历了长期的战争，中华民国体制已经千疮百孔，人民党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是值得各派系需要认真对待的大问题。

虽然皿煮之声虽然不绝于耳，但是刚刚经历了一场贿选和一场大战，人们迫切需要的只是安宁，各派系需要的也只是有利于己的权力的再分配。张汉卿再一次运用远交近攻的手腕，使奉系人马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和经济上完全控制了政|府。

对于政权上交“国家统一委员会”，既得利益者的诸侯们不无意见，他们更倾向于建立一个慵散而不是集权的国家。这个传统从剿灭太平天国的湘军集团崛起开始，由于督抚们渐渐把军权、财权与用人权等揽在自己身上，因此，地方坐大，中央衰落。

中央集权的危机，在清政|府那里早有预感。尤其让清政|府震惊的，是1900年的“东南互保”。那时候，因为“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爆发，清政|府向列强“宣战”。而东南各省督抚，却丝毫不理会清政|府的命令，反而与列强相约局部休兵，互保东南。

这个事件给中国人一个重要启示。1901年，梁启超就向中国人介绍瑞士联邦制，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地方自治传统，如果能采用联邦制，中国许多难题都容易化解。

因此，如何建立集权、分权新模式，清政|府也在思索。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参照东西洋各国立宪经验，以官制改革为突破口，重建中央与地方分权模式。

然而，清政|府毕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府，数百年的“家天下”思想已经深入骨髓，很难真正去分享权力。于是仿行立宪的原则，就成了“大权统一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也就是说中央政|府依然掌握实权，只是允许民众参与讨论政治而已。

但即使这样有限的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