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费，算起来，夫妻两个务工的话，一年总有个两百多块，比一大家子种地的收入还多一倍以上。”

此话不虚。算起来，民国初一直到抗战前的二十年间，由于当时以银元计价，全国的物价基本稳定，人民的生活条件比之现代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个是有充分证据的。

党的创始人李大钊当时做北大教授，月薪150元；陈独秀更高，为300元，当时的200大洋可以在北京买一套四合院。想来如果两位是现代的教授的话，肯定不会兼职搞什么革命。

国宝季羡林大师，北大刚毕业在济南教中学国文，一周十节课还不当班主任，月薪160大洋。因此，人家去德国留学都是自费的，而且一去就十年。没办法，人家工资高啊。换作现在，我们教师拿十年工资去德国都不敢呆十天！

如果说这些人的生活状况不能代表基层大众的话，那么用下面这些人的状况也可见一般：当兵的，六块半大洋每月；警察，七块大洋每月；警察局长，40块大洋每月，武汉纺织女工甚至月薪达30多元！

这些钱够干什么？看看《银元时代生活史》的作者陈存仁怎么说。

陈存仁毫无忌惮地说自己在上海当见习医生时，每月薪资只有8元，但袋中常有铿锵撞击声，使他气概为之一壮，外表飘飘然，“第一个月，吃过用过，口袋里还剩5块钱。”

由此可见当时银元的购买力，也说明只要能够在城里务工，改善家庭生活是指日可待。只是，当时也就上海、武汉、青岛、天津、广州等一些大城市才有些像样的工厂，普通城市就没这么好的就业机会了。能进工厂的人毕竟也不多，绝大多数人还是游离在外围，像洗衣工人、佣人、服务员等还勉强算好的，骆驼祥子在帝都拉车，每月最多只有2元，那是活在社会的底层了。

而在东北，这几年的大发展，让城乡人民都有了好机会。像那位东北人所说的双职工家庭是比比皆是，一年400元在这里是常态。刨去吃穿住等用度，好歹也能落个二、三百块，自然要比种地强得多了。要在过去，是想也不敢想的事，就是在关内大部分地区，这种幸福感也是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