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徇私枉法，这些现象的存在，严重影响了群众对法治的信心，产生“权比法大”、“党比法大”的感受。

但如果往深里看，“党大还是法大”其实是个伪命题。因为从逻辑上讲，党的本质是政治组织，法的本质是行为规则，两者不存在比谁大的问题，否则就会陷入话语陷饼。如果说党比法大，那就是承认依法治国、法治都是假的；反之，那又好像党的领导出了问题！

这也是张汉卿一直在解决、现在在规范上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事：用法治规范党员，用党章领导法治，两者其实并不冲突。原则性的时候体现党的领导，具体的时候体现法治的精神。所谓具体，是做为个体的人民党员，无论职务有多大，只要犯了国法，不能仅用党纪来处理，国法同样要兼顾。一句话，党员犯了法，与非党员的处罚是一致的。

所以，张汉卿既肯定党对法制建设的领导作用，也避免党权对法治的可能干扰，在新民行政管理实践时就坚决不设立管理公、检、法、司的政法委书记，而是由党的副书记“联系”四套班子就是一种设计。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体现党对法制建设的领导作用，不一定就要硬安一个政法委书记来进行管理，可以换成一个机构或组织。这个机构或组织，张汉卿选择了议会。

由于议会是完全体现了党的意图，所以各级法院、检察院向各级议会负责就很好，也不会偏离党的领导这个大前提。议会本来就是监督政|府的，那么具体在法律意义上实现监督任务的法院、检察院可以不受政|府主体制约地实现对政|府雇员实现法制监督，这才是真监督。否则，管理同级法院、检察院的政法委书记犯了事，作为下级，怎么去实现对上级的约束和监督？何况有很长一个阶段，政法委书记又是同级党的常委，决定着同级两院内很多党员干部的升迁命运？

按这个思路，后来形成了《中国人民党纪律检查委员会章程》中关于党员违反的处理原则，也是后来有中国特色法治理论的奠基。它在东北法学界持续发酵，远在关内的同仁们也嗅到了余香。

也许是“五四运动”余温里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