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的八笔借款有五笔都假借了办交通事业的名义，其数额达到九千万元。其操作过程，一般是经办的中国交通部先收钱，然后再“借”给财政部，用于弥补各项军政开支的缺口。

叶恭绰身为交通次长，认为钱是用交通部的名义借来的，还本付息是交通部的责任，因此主张将借款留在交通部专款专用，以便今后“业务发展，盈利增加，还有归还的希望”。他亲自去见段祺瑞，提出：“这样的借款在经济上毫无计划，借来的钱随手用掉，将来怎样还本付息？”

段祺瑞对此并没有什么表示，只是说：“财政部当有统筹的办法。”

财政部是用钱的部门，哪有什么统筹或赚钱的办法。叶恭绰断言：“总理，这样做，西原借款本利最终都将落空，到时候我们拿什么来还呀？”

段祺瑞不是糊涂虫，对这些都是很清楚的。事实上，他开始打算借的时候就没打算还，他经常跟身边人说的是：“咱们对日本，也就是利用一时。这些借款，谁打算还他呀？到时候，一瞪眼完了。”

段祺瑞之所以敢于“一瞪眼完了”，是因为包括“西原借款”在内的所有日本借款本身存在可以利用的漏洞。它们的借款条件很低，都是以电线、森林等有名无实的东西作为抵押品，等于是空头支票，就算中国政|府最后不还款，日本债权方面对于约定担保品也无法进行处分----电线、森林之类的根本就无法变现！

事实上，历史上中国政|府后来真正还清的借款只有一笔，那就是“西原借款”中的第一笔交通银行借款，其余都变成了“大滥帐”。按照借款合同，日方全部是实足交款，未取回扣和佣金，后来又连本利都未能够收回，从这个角度上讲，相当于日本政|府是在用自己国库的钱支付中国政|府的开支，中方确实是占了大便宜。

当然，身为总理的段祺瑞自己是不会签署这种协定给政敌当靶子的，他要留着有用之身超脱事外，以便有伸缩余地，这就害了对日借款的经手人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五四运动时他们都成了当年举国皆知的“卖国贼”。段祺瑞那时因已下野，倒避过了这一段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