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省自治、议会和约法的重重包围中杀了出来，掌握了实权。

梁启超用他那一贯犀利的笔描写袁世凯治下的政治风气：“袁氏自身原不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何在，以为一切人类通性，唯见白刃则战栗，见黄金则膜拜，吾挟此二物以临天下，夫何求而不得者。四年以来，北京政|府何尝有所谓政治，唯有此二物之魂影，盘旋熏灼于人心目中而已。”

所以即使在宋教仁被刺杀、孙中山搞“二次革命”之后，全国的主要政治力量仍在支持他，仍寄希望于这个铁腕人物带领中国走出革命阵痛，走向独|立富强。对一个政治人物也许不应该完全从手段来评价。不论如何，中国在辛亥革命后第一次获得了基本的行政统一。

1913年的中国对袁的铁腕是抱有期望的。而袁世凯也自信他能当得起这种期望。统治中国的人必须了解中国，关于中国如何进行变革，他认为他有更高明的见解。

为了恢复国家力量，他开始集权。这对他来说是轻车熟路的。他纵横捭阖，威逼利诱，把各省都换上了听他话的人。他收回了在各省任命官员的权力，把地方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为了更新官僚队伍，他在1914、1915两年组织了公务员考试，选拔县长一级的文职官员。他成立了审判官员的特别法院（平政院），来严惩腐败。他希望通过如上措施恢复官僚系统的纪律和力量。

握稳实权后，他向议会、《约法》和地方自治组织开刀了。他废除了《约法》，解散了议会，取消了他从清末以来倡导的自治机构。为了压制社会上不满的声音，他强化了报刊审查制度。邮局把邮件送交警察局监视，成千便衣人员和情报人员搜索不同政见者，铁路旅客因有谋反嫌疑而被仔细盘问，行李被仔细检查。看上去，他在全面背叛辛亥革命甚至是他自己的政治理想，证据确凿地一步步走向“反动”。

他的本意当然不是把中国变成一个警察国家，宪法程序、法律程序、民权、代议制议会，这些他都要。问题在于，他认为目前的议会、法律、自治方式都是错误的。它们来路不正，走火入魔，被坏人利用，完全变